虚拟特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于2025年3月正式创办“虚拟特刊”，设想打破传统刊期的“围栏”，展现期刊最近几期在某一重要新兴领域的研究前沿推进。“虚拟特刊”将定期邀请国内外高水平特刊客座专家，以专题形式介绍本刊发表在特定前沿领域的系列高水平文章，旨在促进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的学科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首期虚拟特刊以“数字政府”为专题，邀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梁平汉教授，评述近期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的数字政府相关研究，并对其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政府改革的主旋律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22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几乎由2010 年的0.47翻倍上升到2022年的0.81，上升了近30个位次。

数字政府建设产生了怎样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这些效果又是如何实现的？这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介绍和评述2023-2025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发表的10篇相关主题文章。

二

数字政府建设的经济效果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全球性现象，那么数字政府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呢？周荃等（2023）关注到数字政府建设带来了政务服务市场上数字政府与线下平台之间竞争这一现象，从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政府内部竞争的视角，系统考察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他们构建了一个将数字政府内生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当数字政府的（潜在使用率）足够高时，政府会选择引入数字政府。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政府内部竞争直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成本，而如果从线下平台转向通过线上平台获取政务服务的企业数目足够多，政府支出结构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降低税率。这提升了经济体的均衡劳均产出。文章利用历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发布的在线服务指数度量数字政府的建设水平，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的数据，发现当数字政府建设程度每上升1%，经济体的劳均产出会提升0.2%。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国面临着国内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和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创业不仅成为带动就业、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也是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发展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么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能否影响市场主体经济决策，促进地区创业呢？何雨可等（2024）基于2014年实施的“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这一提升政府数字治理水平的外生冲击，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展开研究。“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各级政府以及各政务部门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探索大数据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机制、新模式，最终实现惠民惠企的目标。包括通过搭建统一的信息化惠民平台实现公共服务事项和社会信息服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天候受理和“一站式”办理、畅通政务部门之间的业务共享与数据协同，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研究发现，以信息惠民试点工程为代表的数字政府建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感知促进创业。在生产要素越充足和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创业促进作用越大。此外，信息惠民试点工程还能显著提高城市的创业质量。

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么数字化政府建设能否促进中国城市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呢？刘文革等（2024）从中国各城市的数字化政府建设实践入手，并基于“城市-产品”层面刻画出口产品质量，将中国的数字化政府建设与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进行实证分析。他们基于机器学习方法与中国各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大数据测度了中国各城市的数字化政府建设指数，并基于交错式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化政府建设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政府建设通过信息成本降低效应、城市创新驱动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推动中国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是，数字化政府建设因城市行政级别、上级政府效率、产品时间敏感度、出口贸易类型的差异而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差异化影响。

如何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才能改善企业经营呢？李雪琴等（2024）关注了政府数据治理工作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修正拓展了管理学中经典的“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论证政府数据治理赋能企业数字创新的潜在机理。作者借助各地大数据管理局实施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13~2021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研究设计，发现政府数据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政府数据治理在数据开放获取、数字场景测试和数字人才支撑上提供技术启动，在高管数字创新导向、数字创新试错包容和企业数字投资意愿三个方面激励组织开发、并在企业数字创新竞争、企业数字创新合作和政府数字创新支持三个维度促进生态应用，进而切实赋能企业数字创新。

三

政府数据公开的经济效果

数据要素推动传统生产要素发生革命性聚变与裂变，公共数据开放是国家重要战略举措。政府数据开放不仅有助于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也有助于革新社会治理流程和方式。政府数据开放不仅为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要素资源，改善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也约束了政府自身行为，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多项研究关注了政府数据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果。

彭远怀（2023）以2007~2021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利用省级政府开通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数据开放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能力、促进高质量创新，且政府数据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主要存在于年轻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且，政府数据开放水平越高则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而开放数据质量、平台建设质量、政策保障力度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的重要维度。

政府数据开放提高了政府透明度、从而减少了外地企业投资时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彭远怀和胡军（2024）利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目的地政府数据开放对资本区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在目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通后的子公司数量和注册资本均显著增加；第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是重要作用机制，体现在企业主要是向比所在地市场化进程更慢、政府干预程度更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目的地增加投资，且异地投资造成的边际税费负担和非生产性成本显著减少；第三，非国有产权、较强融资约束、较少异地投资经验会增强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异地投资的促进作用；第四，政府数据开放质量越高、数据质量越高、平台越完善以及政策保障越强时企业异地投资越多。

叶永卫等（2025）则直接研究了政府数据开放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他们使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之后，当地企业投资显著增加，即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稳投资效应，并且该效应在非政治关联企业、管制性企业、高数字化水平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政府数据开放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增加信贷可得性促进了企业投资。而且，政府数据开放还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趋势，并促使企业规模显著扩张，表现为营业规模和雇佣规模显著增加。

与以上几篇使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研究不同，蔡运坤等（2024）尝试回答以公共数据开放为标志的数据要素共享能否激发社会创业活力这一问题。他们以各城市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1年296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这是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政府治理逻辑和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优化的市场效益逻辑的途径来实现的。而且，区域要素禀赋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强化了公共数据开放的创业促进效应，公共数据开放弥补了初始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的差距。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促进作用更明显。

四

数字经济的监管

政府不仅可以通过数字政府建设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数据要素资源，也可以通过经济治理的方式调节市场，矫正市场失灵现象。张文文和景维民（2024）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1 年城市数字经济监管相关行政处罚数据和A 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经济监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机理。文章综合考察了公平竞争、数据共享、权益保护、安全防护四类监管内容在数字经济监管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监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监管不仅能够通过维护竞争秩序、加强数据信息共享、鼓励创新产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环境，而且能够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增加经营利润来改善企业数字化经营状况，从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激励。对数字基础薄弱的企业、处于早期监管阶段的城市以及数字经济监管与企业数字化发展协同的地区，这一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五

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质量

数字政府建设不仅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力，也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陈强远等（2024）考察了数字公安建设对于公共安全治理的影响。他们基于中国政府采购大数据，从安防前端、中端和后端等分类构建了关键词词库，测量了公共安全领域数字化采购金额。基于2013-2021年中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公共安全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效能。数字公安显著降低了盗窃和抢劫这两类刑事案件的平均破案时间，导致更多盗窃和抢劫“老手”被抓获，表明设备升级带来的公共安全部门效率提升。数字公安的使用还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促进了企业创业，体现了其明显的福利改进作用。

参考文献

引领学术前沿、聚焦重大问题

促进交叉融合、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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